在城市里,每次在大街小巷看见推着小车卖的烧红薯,都能很深的感触到自己在家解馋的回忆:童年和小伙伴,少年和同学,还有现在每次回家总爱和兄弟几个到野外去烧红薯吃的日子。
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正值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开始的几个年头,农村也是才刚刚放宽政策实行包田到户搞单干,所以平日里我们这些农家孩子便没有什么东西填肚,零食那更是没法想的。于是村里的,邻村的孩子就经常凑在一起玩耍,一起找些生的、野的、烧的东西来解馋。烧红薯是我们最喜欢的,最兴奋的事了,那是我们的节日啊。每次烧红薯的时候,红薯刚从火土堆里拿出来的时候,四野便满是溢着那喷香的味儿,很让人是禁不住就流出口水来的。
记得那时的小伙伴里,有个叫老安的,年纪比我们大一两岁那样,是我们邻村的,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的孩子里是比较有威信的。经常是他带着我们五六个伙伴到附近的山林里去玩耍,去捉鸟儿,也是去那里烧红薯。生红薯一般都是自家带的,偷得时候很少。不过是轮着的,这次我拿了自己家里的,下次就拿你们家里的,这是自然而然的约定。
每次去是头一天就约好了的,除非是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没有办法的,老天爷不长眼啊。第二天六七个孩子便一起带野外去,山林里或者是到很远的没人耕种的野地里去,不过经常去的是山林,因为到那儿去的话不用带柴火去,十分的省事。到了林子里,便是由老安分配着大家做事,有的人挖坑,有的拾柴火,有的拣树叶。大家是各干个的事,都是为着做自己和大伙儿吃的,也就十分的卖力。土坑挖好了,柴火捡回来了,然后是围着土坑垒土窖。
这样的土窖是搭建成蜂窝状的,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所以一般是老安和几个稍大的伙伴负责。老安,年纪比我们大,那是事实,但他真正令我们佩服的是他的垒土窖的技术,因为这他也就成了我们真正的老大。黑黑的圆脸,平日里他又习惯带个旧军帽,因此在那小小的军帽的衬托下,老安的脸显得十分的大。不过老安常是一脸正经的,大伙儿都说他有做头的样儿。这也就是我们的老安。
土窖垒好了以后,便是把部分柴火放到里面去点着,一会,白烟,伴着火星和大的灰烬一起从那蜂窝状的土窖里窜了出来。之后便是由一两个人轮着往土窖里加柴火烧,一般要烧半个小时以上。有时带的红薯多的话,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样烧,是为了把垒土窖的土块烧热,烧烫,烧成灰烬色,就行了。等到土块的火候已到,就把生红薯放到土窖里面去,再把土窖推倒,拍结实踏平就行了。接下来的事只是等着红薯烧熟了,等待,等待,耐心的等待。也是半个多小时以后,大家就回来把红薯取出来。刚烧好的红薯,取出来,十分的烫手,很老远就能闻到它散发出来的一股一股的浓香。都取出来以后,依旧是老安负责分配的。老安是头,但他从来不会是自己先吃的,也不会捡着最大的来吃。他分得是很合情合理的,最大的一般都是分给年龄最小的。可能这也是老安所以能当上我们的头儿的原因吧。于是,大家是一片的欢声笑语,捧着热乎乎的烧红薯,剥开焦色的外皮,露出黄澄澄的肉,浓浓的香味喷鼻而来,直让人好咽口水,十分的等不及啊。
这便是儿时烧红薯的记忆,儿时解馋的快乐的日子。那是让人回味无穷的,因为那里渗透着太多太多人的纯真与天真,友爱和乐趣。这是在我长大的日子,没有再找到的。我们总是习惯到已经失去的岁月的记忆里去寻找那一份欢乐和满足。
现在,已经成年的我,偶尔回家,也会经常性的约上以前的好伙伴到野外,到山林去宿营炊火,也少不了我们的烧红薯。但这样的烧红薯的节日,我们过节日本身的乐趣是减弱了的,毕竟我们这群人已经在心里烙上了太多生活的印记。每次出去我们会带着酒去了,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但主要的还是红薯,因为我们都不想它变样太多,这是习惯也是情意的使然。
大家就着烧好的红薯喝酒,边喝边谈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学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朋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一大堆。伴着酒味,裹着烧红薯的香味,掺着笑声额,呼喊声,全都都出来。毕竟,现在大家是各奔东西了,上大学的,在家干活的,外出打工的,工作的,每次回家难得机会在一起,也就这样好好的过我们曾习惯的节日:烧红薯的节日--我们从小到大的节日。
今天,执笔写下这些零散的文字,用以怀念我那烧红薯的日子,怀念我那些可爱的善良的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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