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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事主管的狼狈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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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从国外回来的人不同,樟林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的确想得很少。老公要回来工作,她和孩子当然也应当跟着回来,她可不喜欢那种鸿雁双飞的生活,不稳当也不踏实。先回来的同学都创下了自己的事业,不管经营情况怎样,毕竟说出去都是这个O那个O的,樟林却一点也不眼红。她安分守己,只想挣钱养活自己,带好孩子,同时离开父母这么多年了,也想好好尽尽孝心。所以当朋友给她介绍这个人事主管的职位时,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对朋友关于该公司没有国外背景的提醒,一点也没在意。朋友试探她,你在外面给人打工,难道回来还打工,况且和你专业又不对口?樟林不以为然,打工怎么了,收入高,省心,没有风险,再说人事主管为什么不能干?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她以为,凭自己的学历背景和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不论到哪里干都会游刃有余的。但是她没有想到,开始工作没多久,她就“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

樟林去的公司规模不小,100多人,专门研制开发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应该说,老总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年纪轻轻,就创下了这份产业,聘用樟林,是看着别人的公司纷纷上市有些眼红,想让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来建立公司的规范,以求在不远的将来也上市风光一回捞一把。因此樟林的位置就很特殊,说是人事主管,老总却给了她很宽泛的许诺,“只要你看哪儿不顺眼,就说,就管,谁有二话,不用告诉我,你有权开除”。当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公示这条许诺的时候,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头顶,没有一点声音。于是樟林就像得了尚方宝剑的钦差,一本正经地开始为公司制定长远规划了。后来,当樟林醒悟过来,准备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她后悔地对老公说,当时我有多傻呀。

刚刚到公司,樟林首先看不惯的,是公司的工作程序,所有的员工有事情,都要直接向老总汇报,部门主管成了摆设。樟林不明白,既然有部门主管,又给了他们高于其他员工的薪水,为什么却把他们闲置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

于是她召集部门主管开会,要求大家自己解决自己部门的问题。但是她恰恰忘了,自己不过也就是个部门主管,别的主管凭什么要开你的会,听你的喝?不过这些中层领导们还是很有礼貌的都到会了。

但最让她不满意的是,这次会议之后,老总门口的人并未减少,这让她很奇怪,而樟林又没有遇事就向老总汇报的习惯,她认为自己是人事主管,应该负责任的将这事处理好,于是她认真制定了若干条规和惩罚措施,并准备在老总签字之后,发到各个部门主管的信箱里,不过幸亏樟林还没来得及发,否则,她离开这个公司的时间,可能还要提前。她根本不知道,老总已经习惯了这样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如果冷清下来,他就会有不踏实甚至不安全的感觉。

这个公司更让樟林看不惯的,还有老总的那些亲戚们,居然可以在公司里晃来晃去趾高气扬,甚至老总不在的时候,还代为行使一些小权力,她觉得这简直是在拿公司的利益和命运开玩笑。她认为,老总的亲戚如果不是公司的员工,根本就不应当到公司里来。因此,最初在公司里见到老总的亲戚们时,她装作不认识,只客气的问一句,“请问你找谁?”开始,这些亲戚由于知道樟林的背景,也很给她留些面子,还挺认真的自我介绍一下,但时间长了,他们就明白了,你这样问,不是诚心给我们难堪吗,于是麻烦也就来了。

有一次,工作时间,樟林在财务室,居然发现老总的一个表姐在和那里的一个员工聊天,樟林很奇怪,工作时间公司怎么成了茶馆了,于是她就很直接的说话了,其实当时她也只说了一句,而且还比较客气,她说:“和工作不相关的人,请到外面去。”

老总的表姐当时就像没听见樟林的话,没看见樟林这个人一样,照样和会计说着什么,樟林没有办法,只好对会计说:“把你的工作放一下,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会计为难地看看她,又看看老总的姐姐,问樟林:“我呆会再去行吗?”

樟林也不示弱,简短地说:“可以,不过你来的时候,请把你的工作向别人交代好,你今天就可以离开了。”

当时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愣了,没有人再说话,樟林头也不回,昂然离开财务室。

回到自己办公室,樟林的气还没消,她就这样等着,她想自己未必非要开除那个会计,只是要教训他一下,给其他人看看。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人来找她,公司里一切照常,她刚说的话像放屁一样。樟林这回真的发怒了,她觉得自己至少应该对得起老总的信任,朋友的推荐。

她于是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大声喊道:“大家都停下手里的事,听我说一下。”

所有的人都从自己的工作台上抬起头来。

“从今天开始,与工作无关的人,不论任何人,”樟林特意高声强调了一下,“都不允许进入公司,有事在外面会客厅等候,如果谁把人引进来,扣发当月工资,门卫把关不严,扣发3个月工资,如再发现,就请离开公司。”

没有人说话,樟林的话就像一颗子弹钻进了厚厚的海绵,没有回响,人们都重新低下头去,做自己的工作。

樟林知道这次如果不把这事做到底,公司的规范就无法建立。她索性来到财务室,对那个弯着腰正在找资料的财务主管说:“从今天开始,小葛就可以停止工作了,你把他的工资算一下,我不希望明天再在这里见到他。”

财务主管直起腰来愣愣地看了樟林几分钟,问她:“这事董事长知道吗?”

樟林很强硬地说:“没有必要让他知道,这是我的权力。”

第二天她到公司,首先来到财务室,一推开门,昨天那个聊天的员工已经不在了,樟林没有说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关上门出来,回到自己办公室,她这才发现,桌子上有一份东西,那是一份关于把葛某某提升为财务副主管的报告,最关键的是,老总已经在上面签了字,樟林拿着这张纸,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屈辱。

她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其实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把她当回事,她本来还着急其他部门主管不起作用,现在轮到了她自己,而且更甚,因为她根本没有具体的业务范围,公司的生存和她没有关系,有她没她公司都照样运转,而且运转得很好。何况公司人事的权力又始终抓在老总的手里,她实在不明白,既然如此,公司花钱聘她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知道,应该找老总谈谈了。

但那天老总恰好不在,后来她想明白了,也许那天老总就是故意躲着她。

当天下午,公司副总给樟林打来电话,说河北的一个分厂要聘任几名业务骨干,需要樟林去给他们面试一下,车都准备好了。樟林不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些人叫到北京面试呢。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厄运已经来了。

公司在河北某县租赁了一个经营不善行将倒闭的工厂,在那里生产一种刚刚开发出来的环保产品,在此之前,该县领导曾托人多次找到公司老总,夸赞当地的投资环境并许诺给投资者一些优惠条件。

但最近公司却突然接到当地法院的传票,被租赁厂的原法人告公司违约不履行租赁协议,并让当地法院封了公司的账户,原因是对方看到公司的产品销路很好不平衡了,要求将每月8万元的租金提高到12万元,并称要从提出此要求的半年前开始赔偿租金。

樟林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立刻明白了老总的用意,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而且根本不该由樟林处理。但是既然来了,不管又不行。樟林是讲信誉的人,只好硬着头皮走这条钢丝。

樟林觉得很奇怪,原告方单方面提高租金公司并没有同意,怎么就能告上法庭呢?怎么也应该按合同办事吧。而这个法院怎么就能够受理呢,而且还封了公司的账户?于是樟林就在北京请了律师,以为这官司必胜无疑。

但当樟林轻松地坐到法庭上时,才发现,下面黑压压已经坐满了曾经在原厂干过的下岗职工,他们群情激愤大叫着:“资本家占了我们的厂子,还把我们赶出去,绝饶不了他们!”幸亏那天停电了,破旧的法庭上漆黑一片,法官操着当地口音拉着长声宣布休庭,樟林这才躲回宾馆。

但第二天当樟林出来时却发现,下岗职工还仨一群俩一伙都等在宾馆门前,不依不饶。樟林没有办法,赶快给老公打电话,结果老公也不知该怎么办,又给一个要好的记者朋友打电话,没想到那位朋友在电话里大笑,给樟林支了一招儿,当时正值正月十五,他让樟林给几十名下岗职工每人发50元钱,6斤元宵。樟林将信将疑地去做了,没想到风波居然就这样平息了,之后这事过去很长时间,樟林还百思不解。

樟林找到县领导,要求说明此事的原因,没想到县领导笑嘻嘻地说:“合同是合同,保持县里的稳定现在是头等大事,如果下岗职工闹起来,不要说几万的租金你们得出,那些人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呀。”

樟林的律师此时却很乐观:“不要怕,这官司肯定能打赢,你就等好吧。”

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樟林不知如何是好,工厂的原法人居然召集厂里工人开了个没有董事参加的董事会,说是把董事长给选下去了。樟林一看这地方根本没有一点秩序可言,而律师又是北京请来的,在当地没有一点关系,她立刻慌了手脚,这不跟进了黑店一样吗?

她赶快又给记者朋友电话:“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是等法院判,还是和他们私下解决?我对当地法院和领导是没有一点信心了,这样下去,我恐怕只有50%的把握了。”

记者问她:“你们最多能把租金提到多少?”

她说:“老总并没有想提高租金呀。”

记者朋友坦率地说:“这官司根本没法打,县领导的话都摆在那儿了,即便我作为记者去帮你找县领导了,尽最大可能让你们租金不提也不赔了,但你们的合同还没到期不还得接着干?如果厂里和当地领导不配合和你们较劲儿,你们还怎么在那儿干下去?你们如想把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我建议你们和他们私了,在租金上和他们侃价,看10万能不能行,而且不赔偿前半年的,估计对方能答应。因为让下岗职工和你们闹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你不就范也不行,他们的目的就是提高租金,你提高了不就行了。”

樟林此时早已没了主意,她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没有办法,她只好回去对老总说。老总听了脸色非常不好看,已经没有了过去对樟林的客气和尊重,实际上樟林一点也不知道,老总早已对樟林失去了兴趣和耐心,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外来人口”居然会这么执著,敢动真格的,他正想法子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出去呢。老总说:“你上次不是明明说是我们有理吗?为什么还要私了呢?就把这官司打到底,你就负责这事吧。”

樟林一肚子的火,又不便发作,她知道这官司打下去是必输无疑,法庭上法官的倾向性她看得出来,县领导的倾向性她也听得出来,有了几次经历,她对当地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而老总却根本不打算私了。樟林终于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她默默地回到办公室,收拾好东西,给老总信箱里发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就离开了公司,她本来想和大家告个别,但是当她走过大家身边的时候,没有人抬头看她。

几天之后,她就从推荐人那里得到消息,公司已经以每月11万元租金的价格,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一切都解决了。而樟林却陷入到深深的苦恼中,她问自己,我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