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惟一一个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而我国的女性自杀率却比男性高出26%。

1990年中国总人口中有2560万的抑郁症案例，但只有5%得到了治疗。这些隐性的抑郁症患者可能是导致中国高自杀率的部分原因。

年轻女性自杀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每年有大约几十万的女性走上轻生的道路，给她们的家庭带来挥之不去的痛苦，全社会都来正视和关注这一现实，或许会给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妇女带来一线生机

2001年7月，当29岁的代满荣(化名)在她家中服毒自杀时，村里的居民都感到有些惋惜。

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代满荣和丈夫发生了口角。7月份是农忙的季节，代满荣和丈夫在田里大吵了一架，当时有很多人在场，两个人火气都很大，代满荣甚至想动手打她的丈夫(这是她第一次有这样的冲动)。后来丈夫自己回家了，代满荣的朋友们就劝她别再生气了，当时她的情绪还挺好，说：“别担心，我才不会为这个死呢。”

代满荣到家之后丈夫已经出去洗澡，她洗了衣服，给孩子做她饭，然后喝了400毫升的杀虫剂。

之后，代满荣叫儿子去喊他爸爸回来。于是，她被送往乡里的医疗所。因为设备简陋，只能进行静脉注射，第二天才被转往县医院。三天之后，代满荣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

事情过程很简单，简单到使人们不能理解，仅仅为了一场夫妻之间常见的怄气就会走上绝路。在代满荣乡邻们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性格爽郎外向，邻里关系处得不错，朋友很多。“她不应该这样就死了。”一个跟她很熟的妇女说。

代满荣的死对她丈夫打击很大，这个老实憨厚、有点执拗的农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结婚7年，他们生了一双儿女，儿子6岁，女儿才2岁。他的父母还能下地劳动，家里生活还算过得去。

这对夫妻的关系算得上很好，尽管平时也吵嘴，但不到一个钟头就会和好如初。平时，家务都是代满荣做，农忙的时候她也得下地干活、管教儿女、奉养公婆。她的家族没有精神病史，代满荣自己也看不出有抑郁症的倾向，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她还对自己的父母说不要责怪她的丈夫，这并不是他的错。

时隔近一年，当记者来到河北易县这个村庄时，村子里的人对于代满荣的死已经很淡漠，惟有她的家人仍然处在哀痛中，丈夫萎靡不振，孩子们失去了母亲。

在这个仅有600人的村子里，仅过去的一年半中就有4个年轻妇女服毒自杀。代满荣的死，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对于中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来说，像代满荣这样轻生的年轻妇女为数不少，她们常常被人遗礼因为在乡村里这种现象实在是司空见惯。资料表明，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惟一一个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而我国的女性自杀率却比男性高于26%。

大约有90%的自杀行为发生在农村，而其中农村女性自杀率又居首位。根据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提供的数据，1990年至1994年，我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是32.46万多人，农村则是30.3万多人；农村女性自杀死亡人数是17.32万多人。

这一数据在1995年至1999年有了新的变化，15岁到3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自杀约占每年全部死亡人数的19%，其中女性自杀率为25%，农村女性自杀率为城市女性自杀率的3倍。另外，按照国际标准推算，每出现一个自杀死亡者，背后就会有10-20个自杀未遂者，如此算来，我国每年或许还有100多万的农村女性自杀未遂。

她们为何轻生

专家指出，中国女性自杀有两个高峰年龄段，一是15岁至24岁，二是60岁以上。在自杀者中，工人、农民、学生、无业人员居多，3/4的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

分析认为，青年人中因恋爱受挫、夫妻矛盾、家庭纠纷自杀的约占3/4，女性自杀者半数发生于月经前期。过去农村妇女自杀率较高，近10年，18岁至25岁的城市妇女自杀人数上升较快，大多因婚恋、工作遇到挫折，心理承受能力差，一时冲动引起。

今年1月20日，一名25岁的年轻女子在北京车公庄地铁站自杀身亡。经有关方面证实，造成这一悲剧的直接“凶手”是产后抑郁症。这名女子的自杀引起了人们对女性抑郁症的注意。

北京积水潭医院妇产科教授刘燕儒说，产后抑郁症确实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即自杀)，但这只是极个别情况。实际上，大部分自杀者都或多或少有精神抑郁症的倾向，自杀是这种心理疾病的症状之一。在城市女性中，因为焦虑和精神失控而造成的自杀人数大于农村女性。近年来，城市下岗职工的剧增，使很多妇女的家庭遭受巨变，一些妇女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选择轻生，也是造成城市女性自杀人数上升的原因之一。

相对于城市女性，农村妇女在面对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时，表现得更坚忍一些，虽然也有因此而导致的自杀事件，但比例不大。而她们在面对婚姻家庭内的冲突时往往很脆弱。

在所有导致农村女性自杀的直接原因中，婚姻家庭内的矛盾和冲突首当其冲。15岁到34岁这个年龄段是家庭矛盾突出的时候。家庭暴力、第三者插足、婚姻不自主、家庭冷漠、夫妻吵架、婆媳不和、生女孩受气等都会成为妇女自杀的导火索。

河北迁西某乡26岁的农妇张春兰，1995年与其夫经人介绍认识，在求婚过程中因被强暴而被迫结婚，婚后即遭受严重的家庭暴力，经常挨打，连怀孕期间也是如此。其夫嗜赌，在外欠下十几万元的赌债，张春兰屡劝不听，家中值钱的东西全被变卖光了，甚至扬言要将张春兰拿去去抵赌债。最后的一次吵架，张春兰被其夫打伤，她实在不想活下去了，就吃了100多片甘草片。因发现得早，被及时抢救了过来。

一次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在问卷所给出的4种选择中，47%的人选择了“丢脸”；38.2%的人选择了“无所谓”；12.7%的人有自杀的念头；9.8%的人内心有恐惧感。还有的妇女什么也没有选，而是写上“不能忍受”、“想离婚”等。我们从这些数据中也看到了乡村文化中对家庭暴力的宽容和不被察觉。北京回龙观医院女性自杀死亡人群的数据库表明，33.3%的自杀者曾有被虐待的经历。甘肃武威市一个农村妇女来信说，在她的村里，1999年就有4个年轻妇女因家庭暴力而自杀，可见家庭暴力对妇女生命残害之严重。

此外，由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满足被束缚在土地上，转而涌进城镇打工讨生活，人口的流动频率加大以及观念的变化，对农村的婚姻也造成冲击。因为第三者插足而造成的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使农妇想不开自杀的例子也不鲜见。

去年湖北某县一家医院几乎同时受诊了3位服毒自杀未遂的农村妇女。38岁的林巧是喝安眠药自杀的。问她为什么要喝药，她回答，丈夫有了第三者，并住进了她家。丈夫对她微弱的反抗不理不睬，她忍无可忍，于是吞下90片安定。

河北省盐山县某村一位妇女，因丈夫有了外遇，不管家，无法承受生活和心理上的重压，绝望之中喝下一瓶农药。她死后，年仅16岁的女儿接替了母亲留下来的所有活计。就在母亲死后一年，这个孤苦少女也终因不堪生活的重负而服毒自杀。

在郑荣昌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一文中，将农妇自杀的动机归结为以下几点，即：逃避、赌气、威胁、惩罚、辩诬等。其中逃避自杀者的心态最为个人化，她们的悲观心理通常都有一段相当长而又相当平和的积蓄过程，最终对特定事物的失望转为厌世。这种自杀通常不是在激情状态下发生的，相反，倒像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在所有的自杀中，惟有这种自杀最不轻率。从精神病学的角度看，她们多半患有抑郁病。

赌气自杀即一时冲动下发生的自杀行为，本文开头例举的代满荣即是持有这样心态的自杀者，她们往往会在和丈夫的争执后发生这样的轻率行为，而且立刻会产生后悔心理。

威胁和惩罚性的自杀则是一种怀有人际动机的行为，其目的是要达到操纵别人达到自己想要的某种结果，这种自杀者往往试图通过这种极端手段来换取别人的同情或者恐慌，给对方心理施加重压。

辩诬性的自杀是不惜一死来换取自己的清白，农村屡见不鲜的风化嫌疑、偷盗嫌疑常导致这种自杀。

贞操问题和生活无着也值得关注，由贞操问题而自杀的19人中，未婚的9人全部是在失贞后自杀的。此外有34人是由于前途迷茫、生活无着而自杀。

专家称，农妇自杀的一个深层原因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人情淡漠，家庭关系的弱化造成个人的孤立无援。如果一个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将家庭视为她的全部，得不到多重社会支持和保护，加上封建社会的各种遗谬，身心负荷日益加重，并形成胆小怕事、自卑、随波逐流的性格，她所的生活要比别人更为艰难，她所体会的孤独也比别人更为深刻。

其它可能导致自杀的因素

在临床研究汇总中，精神抑郁导致的自杀占了大多数，尤其在西方国家，自杀者往往精神不正常。1990年中国总人口中有2560万的抑郁症案例，但只有5%得到了治疗(发达国家中有35%的此类患者得到了治疗)。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些隐性的抑郁症患者可能是导致中国高自杀率的部分原因。

但从社会学入手研究自杀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在中国自杀算不是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自杀原因列表里“精神病”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社会压力，例如恋爱、家庭冲突和不能适应社会环境才是突出的原因。在大部分情况下，自杀者可能既患有精神疾病又不堪忍受社会压力。

社会心理模式也是女性自杀率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率在中国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专家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中，自杀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被鼓励的行为。

在旧时代，受制于儒家文化道德观念的中国女性，在保存名节、随某人而死、实现美德和对生者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自杀是被歌颂的，特殊者甚至可得到官方的表彰，颁给荣誉，建立贞节牌坊。从儒家观点看，这些自杀行为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它维护了对社会文明进步至关重要的权利与职责的平衡。

专门研究明清两代妇女自杀的学者认为，在中国的15世纪到18世纪，殉夫和守节而死是受到政府的鼓励和赞扬的。近代一些中国学者则指出低阶层的年轻妇女常常使用自杀作为一种抗议手段，或者用死来逃避无法忍受的生活现状。

贫困则是另一种深层原因。其实，贫困本身就是一种可给人造成重大创伤有时甚至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生活状态。

甘肃武威农妇王某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出嫁后丈夫家同样贫困，在生下第三个孩子后，丈夫铤而走险去云南背大烟，被抓获后处决。拖着孩子的王某只好改嫁，先是嫁了一个满身病痛，生活无法自理的老汉，比她大三十余岁。后来又嫁了一个瘸子，仍然是家徒四壁，衣食不周。在经历了数年的苦难煎熬后，她的人格尊严和生存意志早已经荡然无存，最后的选择是自杀，留下几个孩子继续在贫困中挣扎。

贫富不均对贫困者来说也许比贫困本身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从1980年到现在，我国最贫穷和最富裕地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对于以前在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匮乏的社会中安于贫困的人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直接导致自杀率的上升。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大多数自杀的女性都采取服毒的方式，在城市安眠药居多，乡村则是农药。这与此类药品的方便易得有关，也反映了我国在控制此类药物上的某些松懈之处。

法制法规的健全有助于预防因为服毒而导致的自杀，但是这类法规的实施需要地方的配合，才能产生效果。有关专家建议，应该对杀虫剂的销售和分配做较好的控制，生产高效低毒的杀虫剂以及在杀虫剂中加入催吐物质等。

针对家庭暴力的法规也急需出台，以保障婚内妇女的合法权益。

自1994年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自杀暨危机干预学会后，1999年11月，北京举办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出席了会议。会议提出，预防自杀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3个精神卫生问题之一。2000年3月，北京再次举办“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预防自杀讲习班”，一些相关的部门坐在一起商讨具体措施，包括农村对农药的管理。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费立鹏在中国从事自杀状况研究多年，在他的主持下回龙观医院流行病研究室和其它几个省市的机构合作开始了针对自杀的课题研究。费立鹏认为，在社会干预生命危机的举措中，媒体和各级宣传部门应该正视现实，向社会大众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让大众知道哪些是处于自杀高风险状况中的人群，并且建立适当的机构，比如网络化的社会服务体系，扩充社会精神卫生服务中心，提高处理自杀未遂的技巧以及对自杀未遂者提供心理咨询等。

对于外于不幸的婚姻状况中的年轻妇女，她们需要一种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对其丈夫施加社会压力使他改变行为方式的机构；提供实现离婚的法律援助；提供一个庇护所来保护受丈夫虐待的妻子；对无依靠的妇女进行财政帮助，使她们能够独立生活；建立更多的咨询机构来帮助她们处理感情上的压力。

女性自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选择死亡作为对社会的反抗或者逃避方式，每个人都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代满荣喝下大量农药后如果抢救及时，还可以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