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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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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温州市,有关部门不久前曾做过一次关于年轻人崇拜偶像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一位叫南存辉的民营企业家同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同样“榜上有名”。

作为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温州市的最富有者的代表,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南存辉名下的财富约为1亿美元。

“现在人们对富有者不再眼红了,至少在温州,靠自己正当劳动致富的人已成为我们的偶像和骄傲。”温州市出租车司机杨方善的话印证了这个调查结果。

30多岁的杨方善开了11年出租车。他说:“我同南存辉年龄差不多,过去都是农民出身。南存辉在街上补过鞋,我做过生意,起步都一样,可就是没干出人家那个样子。对这些人,我服!”

而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均贫富曾是缠绕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情结,。如今,曾经讳言财富的中国人对待富人的态度已发生悄然变化,那就是从“仇富”到“崇富”。

广东省吴川市搞水产的民营企业家陈先生至今仍清楚地记得,5年前自己参评广东省劳动模范时,不是以一个民营企业主的身份参加的,而是以一个“农民致富带头人”的身份参评的。

现在,越来越多像陈先生那样的民营企业家承认,自己逐渐摆脱这个阴影。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43位的缪寿良是深圳的地产大亨,他表示自己不怕出名,“这个排名可以增加我们的知名度”。

温州市主管民营经济的副市长吴敏一说,“杀富济贫”是平均主义下的行为,虽然现在贫富差距仍存在,但它是前进中的差距。

“在温州老百姓的眼中,这种差距只是先富与后富,多富与少富的问题,看到别人致富,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富起来,能从别人的致富过程中学到什么,这是一种健康的商业竞争价值理念。”吴敏一说。

一直致力于研究民营经济的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夏益昌说,平等的起步,再加上政府创造的公平竞争环境,其结果只能是崇富,而不是仇富。

对于这种新变化,中国一本政经杂志最新刊登的一篇《走出“隐身”岁月》的文章指出,“只有当裸露在阳光下的财富及其拥有者感觉是安全的,在心灵上是坦然的,我们这个民族才算真正进入创富民族的行列”。

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民间资本存量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但过去由于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市场准入受歧视等原因,这笔巨大的资金尚在“休眠”。而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帮助这些财富和财富拥有者走出“隐身岁月”,正在成为中国不少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广东吴川市有一个有名的“功德榜”,政府将一些民营企业的成长、贡献用这种形式在公共场所展出。

“以前由于民营企业担心受到敌视,纷纷搬出吴川,为让这些民营企业老板抬头挺胸走路,吸引他们回乡创业,我们搞了‘回归工程’,‘功德榜’是‘回归工程’的一部分。”吴川市常务副市长邝田兴说。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蒋建业认为,从客观上看,财富在使用上是社会化的,“我们不要太看重财富挂在谁名下,要考虑财富如何高效、有序运转,才能充分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们的传统情绪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可是正确看待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在中国已有了一个让人欣喜的开始。”蒋建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