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头一天咱离婚？

昨天是法院上班的第一天，记者在朝阳法院立案大厅看到，前来进行法律咨询和办理立案手续的人还真不少，其中大部分人是来打离婚官司的。

昨天，新婚不久的于女士和丈夫早早地赶到朝阳法院，打算办理离婚手续。于女士和丈夫平时感情一直比较融洽，没想到两人婚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就闹翻了。原来，双方老人都要求他们回家过除夕，夫妻俩争执不下只好各自回家。然后，两人又疲于应付走访两边的亲戚，因为过年给多少红包、买啥礼物再次红了脸。在对家庭财产权的博弈中，这对年轻夫妻冲动之下互以离婚相威胁。离婚两字脱口而出又碍于面子不便收回，两人果真到了法院。

据了解，和于女士一样选择节后离婚的怨偶并不少见。昨天，朝阳法院立案庭受理了25起离婚案，接待离婚咨询高达60多人次。崇文法院昨天立案18件，其中离婚诉讼占到了近70%。(详见2月9日《北京晨报》)

旁征博引

佳节围城丢失了爱与宽容

春节前后离婚率陡升的背后有着社会体制变革的深层原因，财富分配差额的急剧拉大让习惯了过安稳年的人们一时难以适应，导致了心理失衡状态下的情绪冲动，家庭成员之间对于财产分配的不同期望值更引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夫妻间动辄就以离婚相威胁，有时一气之下就可能弄假成真。好端端一个佳节，暖融融一个围城，弄不好就这样给意气用事毁掉了。

其实这些财产分配的矛盾以及家庭琐事都不是婚姻破裂的充要条件，以牺牲婚姻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意气用事的后果常常是后悔莫及，“离婚”话一出口难以收回，碍于情面便硬撑着将官司打到法院，果真离婚后即使有复合之心也很难付诸行动，这又何苦呢？

笔者倒要问一句，节前节后闹离婚的夫妻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真爱？如果有爱，就要以体谅与宽容为前提，有爱的婚姻是坦白包容无私无间的，夫妻之间不应该有“面子”这个概念的，有什么过错不能对最爱的人承担，有什么心事不能赤诚相见呢？丢失了爱与宽容的围城是可悲的，这样下去我们会亲手将它毁灭的。

家庭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而今独生子女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越来越多，双方的老人都需要照顾，每逢佳节也都希望儿女膝下相守，但是将一对小夫妻“拆散”总是不可取的。老人既然都爱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和睦长久，那就要为他们考虑一二，尤其不要在佳节时将他们分开，能否过一个团圆年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至于在家庭财产权上的分歧也都是可以平心静气谈得拢的，没有必要非得闹到法院去，家庭矛盾还是要内部解决为妙。说到底，依然是家庭成员间的至爱亲情，爱可以包容一切，身在温馨的围城之中，有什么话不可以好好说，有什么事不可以好好做呢？让爱消融寒冰，让宽容化解冲动，佳节的围城也会拥有一片晴空。

众说纷纭

我看春节式的美好理想

春节，寄托着中国人最美好的理想，所谓“千家笑语漏迟迟”，试想所有的人在同一天，都不睡觉，一起开怀大笑，此情此景，千百年来，只有中国才有，也只有中国人一直在坚持着。

尽管，“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守岁”迎接新年的习惯，从未改变，现在又有春节联欢晚会，二十年如一日，跟全国人民一起敲响新年的钟声，12亿张嘴一齐喊“过年喽”，这才真叫个“异口同声”。

追求简单的整齐划一，追求大一统，这是许多人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春节，得到集中体现：一起休息，全部放假，统统吃饺子，小孩都有压岁钱，12亿人看同一台联欢晚会，全国人民一起笑……可谓千人一面其乐融融。

但这种美好的理想，当它过于美好时，只能转化为一种形式，一种强制性的形式，必须这样，只能这样，放下一切他样，全力保持这样。所以这种理想，只能实现七天，七天一过，理想还是理想，现实还是现实。

春节一过，北京出现了较高的离婚率，据说南京春节之前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我不知这跟春节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但我总认为，这是对简单的整齐划一的理想的反叛，尽管这种代价是我坚决反对的。

我对“全部，都是，统统”之类的理想，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我并不反对过春节，毕竟它让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笑了七天，但是不要太认真，因为春节一过，一切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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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社会病”看节日的分配效率

人逢喜事精神爽，每遇佳节倍开心，过春节，中国人都希望快快活活舒舒服服地过个年，什么灾啊，什么病啊，所有的奔波劳累和烦恼都该在节日的休闲中扫荡干净，所有的不痛快不顺心都该来个潇洒的“吻别”。可是在最近，很多人就是“安静”不下来，“快乐”不起来。这不，据南京晨报报道，新春临近，按惯例各类案件数量都大幅“跳水”，可南京人的冲动性离婚却有增无减。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医院里比平常多了许多“情绪变得烦躁不安”的病人。

造成节前冲动性离婚有增无减的主要原因是：到年底了，拿多少工钱、发多少年终奖金成为家庭的大事，拿多了要分配，拿少了怪对方没有能力，在“家族财产决定权的博弈”和“分赃不均”的情境下，夫妻不惜撕开情面拍桌子打板凳，一冲动就以“离婚”恐吓对方。再看看医院里那些因节日变得“烦躁不安”的病人，他们的“病因”也是年终的“评奖分配”：公司里此时都在进行年终考核，并将决定奖金发放的额度，还有来年的职位分配――在这种“利益分配”和“利益重组”的压力下“烦躁不安”是挺正常的。

无论是“节前冲动性离婚”，还是“节前情绪焦躁症”，都是“春节”引起的“社会综合病”，都是由“节日利益分配”所引起的某种“病态”症状。“生理性”疾病也好，“社会性”综合症也好，反正都是“病”，原理也大体差不多，都是由于系统内部存在某种不健康和不协调的因素。那么，“春节社会病”中不健康不协调的因素是什么呢？在于人们对节日越来越强化的“利益分配”色彩的不适应，在于春节竞争性很强的“利益分配”属性对昔日“平均主义”惰性的刺激――虽然“残酷”得不近“节日”的人情，但非常有效率，非常有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春节和其他节日越来越浓的“利益分配”色彩。节日发点儿奖金发点儿福利曾几何时是让人感觉快乐和幸福的日子，大家热热闹闹和和气气在业绩一片大好的融洽中分得理想的一杯羹。但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工作节奏的加快，工作业绩和能力所对称的“奖金和福利鸿沟”也日益凸显。而由于分配方式的决定，这些“内在信息”都表现在了节日的“利益分配”中去了，所以昔日的“节日快乐”也就变得越来越“残酷”。拿多拿少，发放的额度不仅关系到对过去工作的总结，还有春节能不能过好，明年还能不能留下来做事，留下来又能做什么事――节日的“奖金福利”信息承担了“显明”的价值偏好和直接的能力量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不能适应，不紧张焦虑才怪，老婆看到钱拿少了不闹矛盾才怪。

从市场竞争和分配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这是非常积极的，这种分配形式打破了过去的“奖金福利大锅饭”，打破了缺乏激励效果的“平均主义”，当然值得提倡。市场经济不想念眼泪，有效率的分配制度是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因为节日就照顾你的“快乐情绪”的。当然了，生病了总是不好的事，生病了总得去治病，但要看清“病因”才能开出对症的药方。病因不在于“残酷”的制度，而在于自身和家庭习惯了节日利益分配的一团和气，不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种有效率的分配体制，不能适应“奖金福利鸿沟”对心灵带来的冲击。

有理有据

“年关”何以成“难关”

俗话说“穷开心”，倒真是越穷越能开心。生活艰难，一家人要齐心协力渡难关，有点小磕小碰，谁都不往心里去；有点小吃小喝，谁也不忍独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碗阳春面》(日本作家栗良平作)，就写了一家三口如何到面馆吃一碗阳春面，却能过上一个温馨新年的感人故事。一旦日子好过了，手头宽松了，腰包钱一多，身边的事就多，心与心的距离反倒容易远了。在单位，比谁分到的钱多；到家里，比谁拿回的钱多。送个红包叫“人情”，但“人情”却与“人情”比出高低；小两口回家图团圆，但圆了这边没了那边，便有了亲疏。好好的一个春节，过得那么多人心烦意乱，过出那么多对劳燕分飞，真让“年关”过成了一个“难关”。

英国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英国人平均每天能笑十八分钟；到了九十年代，进入英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英国人平均每天笑的时间，缩短到六分钟。总体小康社会的到来，使人的心理健康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重视并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肯定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一家之言

“春节后离婚多”只是一种社会表象

过春节是夫妻间激化矛盾的催化剂，也是暂时掩盖矛盾的特定期。春节，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不少“中国特色”的人文理念要在此时释放，比如表达亲情、友情、爱情的礼尚往来，表达关爱的探亲访友等，由于这样的活动集中到春节这几天，又由于夫妻间不可避免的“你们家”、“我们家”有形无形的分野，双方因礼尚往来、探亲访友而产生矛盾的几率大大增加，再加上年轻人火气大、易冲动、好面子，仅仅因为过年过出“离婚案”来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另一方面，春节是个喜庆日子，一些本来节前就有离婚想法的夫妻，为了不让双方亲人“大过节的添堵”，采取“过节再离”的想法，人为地把春节当作一道坎，推迟实现自己的离婚意愿。这样，两个原因致使春节之后出现“离婚小高潮”，从客观条件来看，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了。

那么，同是过春节，为什么过去春节之后闹离婚的没有那么多，而如今却多起来了呢？又是什么原因致使如今的年轻人如此轻易地走上离婚之路呢？笔者觉得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如今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如今的新婚夫妻，大多为独生子女，其家庭结构已逐渐呈“四二一”模式――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结构，最大特点在于，老年人对亲情的渴望以及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实现老人对亲情的渴望。过去过年，由于都是多子女，少个子女不在身边团聚，也并不觉得怎么样。可现在过个年就不一样了，老人们差不多都只有一个孩子，这就需要小夫妻们不仅要兼顾到双方老人的亲情渴望，甚至连双方老人的亲属也要考虑，再加上自己工作、事业的压力又远比父辈们大得多。难以排解因此而带来的烦恼，必然招致难以言喻的烦躁，这是当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社会问题。

二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如今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在婚姻家庭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老一代人由于主要生活在物质匮乏时代，婚恋的立足点更多地放在“搭帮过日子上”，讲的更多的是家庭责任，对自己的约束比较多，更讲究对对方的包容；而现代人不再为温饱担忧，所以更强调个性的张扬，夫妻之间不可能、也没必要过多地适应对方，“白头偕老”虽然还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但前提条件却增加了很多。比父辈们离婚率高一些，这实在也是无可避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