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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为何离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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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头一天咱离婚?

昨天是法院上班的第一天,记者在朝阳法院立案大厅看到,前来进行法律咨询和办理立案手续的人还真不少,其中大部分人是来打离婚官司的。

昨天,新婚不久的于女士和丈夫早早地赶到朝阳法院,打算办理离婚手续。于女士和丈夫平时感情一直比较融洽,没想到两人婚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就闹翻了。原来,双方老人都要求他们回家过除夕,夫妻俩争执不下只好各自回家。然后,两人又疲于应付走访两边的亲戚,因为过年给多少红包、买啥礼物再次红了脸。在对家庭财产权的博弈中,这对年轻夫妻冲动之下互以离婚相威胁。离婚两字脱口而出又碍于面子不便收回,两人果真到了法院。

据了解,和于女士一样选择节后离婚的怨偶并不少见。昨天,朝阳法院立案庭受理了25起离婚案,接待离婚咨询高达60多人次。崇文法院昨天立案18件,其中离婚诉讼占到了近70%。(详见2月9日《北京晨报》)

旁征博引

佳节围城丢失了爱与宽容

春节前后离婚率陡升的背后有着社会体制变革的深层原因,财富分配差额的急剧拉大让习惯了过安稳年的人们一时难以适应,导致了心理失衡状态下的情绪冲动,家庭成员之间对于财产分配的不同期望值更引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夫妻间动辄就以离婚相威胁,有时一气之下就可能弄假成真。好端端一个佳节,暖融融一个围城,弄不好就这样给意气用事毁掉了。

其实这些财产分配的矛盾以及家庭琐事都不是婚姻破裂的充要条件,以牺牲婚姻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意气用事的后果常常是后悔莫及,“离婚”话一出口难以收回,碍于情面便硬撑着将官司打到法院,果真离婚后即使有复合之心也很难付诸行动,这又何苦呢?

笔者倒要问一句,节前节后闹离婚的夫妻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真爱?如果有爱,就要以体谅与宽容为前提,有爱的婚姻是坦白包容无私无间的,夫妻之间不应该有“面子”这个概念的,有什么过错不能对最爱的人承担,有什么心事不能赤诚相见呢?丢失了爱与宽容的围城是可悲的,这样下去我们会亲手将它毁灭的。

家庭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而今独生子女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越来越多,双方的老人都需要照顾,每逢佳节也都希望儿女膝下相守,但是将一对小夫妻“拆散”总是不可取的。老人既然都爱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和睦长久,那就要为他们考虑一二,尤其不要在佳节时将他们分开,能否过一个团圆年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至于在家庭财产权上的分歧也都是可以平心静气谈得拢的,没有必要非得闹到法院去,家庭矛盾还是要内部解决为妙。说到底,依然是家庭成员间的至爱亲情,爱可以包容一切,身在温馨的围城之中,有什么话不可以好好说,有什么事不可以好好做呢?让爱消融寒冰,让宽容化解冲动,佳节的围城也会拥有一片晴空。

众说纷纭

我看春节式的美好理想

春节,寄托着中国人最美好的理想,所谓“千家笑语漏迟迟”,试想所有的人在同一天,都不睡觉,一起开怀大笑,此情此景,千百年来,只有中国才有,也只有中国人一直在坚持着。

尽管,“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守岁”迎接新年的习惯,从未改变,现在又有春节联欢晚会,二十年如一日,跟全国人民一起敲响新年的钟声,12亿张嘴一齐喊“过年喽”,这才真叫个“异口同声”。

追求简单的整齐划一,追求大一统,这是许多人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春节,得到集中体现:一起休息,全部放假,统统吃饺子,小孩都有压岁钱,12亿人看同一台联欢晚会,全国人民一起笑……可谓千人一面其乐融融。

但这种美好的理想,当它过于美好时,只能转化为一种形式,一种强制性的形式,必须这样,只能这样,放下一切他样,全力保持这样。所以这种理想,只能实现七天,七天一过,理想还是理想,现实还是现实。

春节一过,北京出现了较高的离婚率,据说南京春节之前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我不知这跟春节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但我总认为,这是对简单的整齐划一的理想的反叛,尽管这种代价是我坚决反对的。

我对“全部,都是,统统”之类的理想,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我并不反对过春节,毕竟它让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笑了七天,但是不要太认真,因为春节一过,一切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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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社会病”看节日的分配效率

人逢喜事精神爽,每遇佳节倍开心,过春节,中国人都希望快快活活舒舒服服地过个年,什么灾啊,什么病啊,所有的奔波劳累和烦恼都该在节日的休闲中扫荡干净,所有的不痛快不顺心都该来个潇洒的“吻别”。可是在最近,很多人就是“安静”不下来,“快乐”不起来。这不,据南京晨报报道,新春临近,按惯例各类案件数量都大幅“跳水”,可南京人的冲动性离婚却有增无减。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医院里比平常多了许多“情绪变得烦躁不安”的病人。

造成节前冲动性离婚有增无减的主要原因是:到年底了,拿多少工钱、发多少年终奖金成为家庭的大事,拿多了要分配,拿少了怪对方没有能力,在“家族财产决定权的博弈”和“分赃不均”的情境下,夫妻不惜撕开情面拍桌子打板凳,一冲动就以“离婚”恐吓对方。再看看医院里那些因节日变得“烦躁不安”的病人,他们的“病因”也是年终的“评奖分配”:公司里此时都在进行年终考核,并将决定奖金发放的额度,还有来年的职位分配――在这种“利益分配”和“利益重组”的压力下“烦躁不安”是挺正常的。

无论是“节前冲动性离婚”,还是“节前情绪焦躁症”,都是“春节”引起的“社会综合病”,都是由“节日利益分配”所引起的某种“病态”症状。“生理性”疾病也好,“社会性”综合症也好,反正都是“病”,原理也大体差不多,都是由于系统内部存在某种不健康和不协调的因素。那么,“春节社会病”中不健康不协调的因素是什么呢?在于人们对节日越来越强化的“利益分配”色彩的不适应,在于春节竞争性很强的“利益分配”属性对昔日“平均主义”惰性的刺激――虽然“残酷”得不近“节日”的人情,但非常有效率,非常有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春节和其他节日越来越浓的“利益分配”色彩。节日发点儿奖金发点儿福利曾几何时是让人感觉快乐和幸福的日子,大家热热闹闹和和气气在业绩一片大好的融洽中分得理想的一杯羹。但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工作节奏的加快,工作业绩和能力所对称的“奖金和福利鸿沟”也日益凸显。而由于分配方式的决定,这些“内在信息”都表现在了节日的“利益分配”中去了,所以昔日的“节日快乐”也就变得越来越“残酷”。拿多拿少,发放的额度不仅关系到对过去工作的总结,还有春节能不能过好,明年还能不能留下来做事,留下来又能做什么事――节日的“奖金福利”信息承担了“显明”的价值偏好和直接的能力量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不能适应,不紧张焦虑才怪,老婆看到钱拿少了不闹矛盾才怪。

从市场竞争和分配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这是非常积极的,这种分配形式打破了过去的“奖金福利大锅饭”,打破了缺乏激励效果的“平均主义”,当然值得提倡。市场经济不想念眼泪,有效率的分配制度是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因为节日就照顾你的“快乐情绪”的。当然了,生病了总是不好的事,生病了总得去治病,但要看清“病因”才能开出对症的药方。病因不在于“残酷”的制度,而在于自身和家庭习惯了节日利益分配的一团和气,不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种有效率的分配体制,不能适应“奖金福利鸿沟”对心灵带来的冲击。

有理有据

“年关”何以成“难关”

俗话说“穷开心”,倒真是越穷越能开心。生活艰难,一家人要齐心协力渡难关,有点小磕小碰,谁都不往心里去;有点小吃小喝,谁也不忍独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碗阳春面》(日本作家栗良平作),就写了一家三口如何到面馆吃一碗阳春面,却能过上一个温馨新年的感人故事。一旦日子好过了,手头宽松了,腰包钱一多,身边的事就多,心与心的距离反倒容易远了。在单位,比谁分到的钱多;到家里,比谁拿回的钱多。送个红包叫“人情”,但“人情”却与“人情”比出高低;小两口回家图团圆,但圆了这边没了那边,便有了亲疏。好好的一个春节,过得那么多人心烦意乱,过出那么多对劳燕分飞,真让“年关”过成了一个“难关”。

英国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英国人平均每天能笑十八分钟;到了九十年代,进入英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英国人平均每天笑的时间,缩短到六分钟。总体小康社会的到来,使人的心理健康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重视并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肯定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一家之言

“春节后离婚多”只是一种社会表象

过春节是夫妻间激化矛盾的催化剂,也是暂时掩盖矛盾的特定期。春节,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不少“中国特色”的人文理念要在此时释放,比如表达亲情、友情、爱情的礼尚往来,表达关爱的探亲访友等,由于这样的活动集中到春节这几天,又由于夫妻间不可避免的“你们家”、“我们家”有形无形的分野,双方因礼尚往来、探亲访友而产生矛盾的几率大大增加,再加上年轻人火气大、易冲动、好面子,仅仅因为过年过出“离婚案”来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另一方面,春节是个喜庆日子,一些本来节前就有离婚想法的夫妻,为了不让双方亲人“大过节的添堵”,采取“过节再离”的想法,人为地把春节当作一道坎,推迟实现自己的离婚意愿。这样,两个原因致使春节之后出现“离婚小高潮”,从客观条件来看,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了。

那么,同是过春节,为什么过去春节之后闹离婚的没有那么多,而如今却多起来了呢?又是什么原因致使如今的年轻人如此轻易地走上离婚之路呢?笔者觉得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如今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如今的新婚夫妻,大多为独生子女,其家庭结构已逐渐呈“四二一”模式――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结构,最大特点在于,老年人对亲情的渴望以及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实现老人对亲情的渴望。过去过年,由于都是多子女,少个子女不在身边团聚,也并不觉得怎么样。可现在过个年就不一样了,老人们差不多都只有一个孩子,这就需要小夫妻们不仅要兼顾到双方老人的亲情渴望,甚至连双方老人的亲属也要考虑,再加上自己工作、事业的压力又远比父辈们大得多。难以排解因此而带来的烦恼,必然招致难以言喻的烦躁,这是当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社会问题。

二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如今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在婚姻家庭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老一代人由于主要生活在物质匮乏时代,婚恋的立足点更多地放在“搭帮过日子上”,讲的更多的是家庭责任,对自己的约束比较多,更讲究对对方的包容;而现代人不再为温饱担忧,所以更强调个性的张扬,夫妻之间不可能、也没必要过多地适应对方,“白头偕老”虽然还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但前提条件却增加了很多。比父辈们离婚率高一些,这实在也是无可避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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