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退休职工刘万新在一次正常体检时，听从医生建议打算做一个膀胱镜尿道检查。没想到，这个不在单位正常体检计划的“额外”体检，几次尝试之后不但没有成功，还让刘万新一度濒临死亡，吃尽了苦头：诊疗过程中的多次穿刺导致尿路感染，引发肾脏感染中毒后出现急性败血症，出现心脏、胃肠道、肝肾等多脏器衰。转院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这位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老人，不得不依赖“膀胱瘘”生活。“老人去医院时本来好好的，经不住医生吓唬做了膀胱镜，这么一折腾却差点丧了命。现在一个月换一次导管，一周换一次尿管，天天还得换药。”刘万新的家属说，现在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全天护理，生活质量远远不如以前，而这一切病根全都是那次“多余”的体检。

无独有偶。沈阳市民王女士在一家医院接受妇科手术时，除了验血之外，竟然被要求拍一个“胸片”。王女士不解，问这与手术有关系吗？医生回答，这是规矩，我们这里所有手术患者都需要拍胸片。陪同王女士办手续的一位医院职工说，自费医疗可以不做这项检查，不过万一出什么事医院可不负责；你是公费医疗，又不从个人腰包往外拿钱，没必要为公家省这笔钱。

不久前，一项由辽宁省卫生部门参与的“贵重医疗仪器设备使用现状调查”显示，无论哪级医院，诊断与治疗设备平均台数之比相差悬殊，最高可达13：1。其中市级医院为4：1，区级医院为13：1，县级医院为12：1。

这项调查包含了辽宁省134所医院不同层次的医院，调查对象是1480台已列入医院固定资产的5000元以上诊断和治疗设备分布与利用现状、技术状态和经济效益、供求矛盾等情况。结果发现，目前各级医院包括心电图、B超、核磁共振等诊断设备数量远远高于内外科手术、激光治疗等治疗设备数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界人士认为，医疗技术水平提高了，医生反而不会看病了，现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大型医疗设备滥用现象：本来可以通过常规的物理检查来诊断的病例，医生却过分依赖诊断设备。于是，出现了医生非理性开单检查，患者“不该查的查了，应该简单查的复杂化了”，这种医疗“设备依赖症”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主任乔友林介绍，大型医疗设备滥用之风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在中国医疗界弥散。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有一次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北京一个城市的CT比整个英国都多，中国真的这么富有吗？

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姚文庆认为，造成时下医疗“设备依赖症”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原因。各级政府对医疗事业普遍补偿不足，医院在竞争中求生存，依赖于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各家医院自然会增加设备占用数量，提高设备利用率，不该查的也查，应该简单查的复杂化，既加剧了“看病难”现象，又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现在不少医院出现“感冒做CT”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是法律方面原因。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司法部门要求医疗事故“举证倒置”，让医院医生拿出自己没有责任的相关证据，其中设备检查作为必要的证据成为了医生的“救命稻草”。现在可以不做的检查，医生却让患者做，完全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以肺癌诊断为例，过去医生凭影像学和从医经验可以作出准确诊断，而现在不少医院要求的诊断程序更为复杂，需要根据病理学、细胞学结果进行诊断。

沈阳一家医院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患者在拍胸片后被诊断为肺癌，没想到病理学结果却显示为肺结核，于是患者认为医生“误诊”要求索赔，到医院又打又闹，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现在不少医生被这种扭曲的医患关系吓怕了，医生为了保护好自己，有什么检查便让患者做什么，争取拿到第一手诊断，让自己放心。

三是医生职业道德与百姓健康知识原因。姚文庆认为，什么检查该做，什么检查不该做，应该有严格界限，一般医生都能心知肚明。一旦哪位医生的职业道德防线不牢固，便极容易出现滥“开单”检查现象；同时，群众缺乏必要的健康知识，对医疗设备的使用情况了解不够，迷信到医院听大夫的，完全按照医生的意志开展医疗行为。以骨折为例，一般拍片即可以，做CT更清晰，费用却更高。医生完全可以把情况提供给患者，让患者自己选择，而不能自做主张让患者做CT；肺炎也没有必要做CT，而有的医生动辄让患者做费用更高的CT，这样的医生显然丧失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