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那种女权主义者：认为美国女性有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性别责任。的确，我同意一些女孩子的观点，认为这位纽约参议员是一位存在明显缺陷的女权主义偶像。她确实聪明，自律，工作勤奋。但是，她有太多的政治生涯――包括她称之为是竞选核心的“经验”，都是建立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夫人的身份之上的，因此，我很难把她称作女性开路先锋。

不过，让我高兴的是，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让谈论性别歧视的话题成为可能。有一段时间，《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式的后女权主义气质显得如此富有魅力，成为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性别战争之后令人欣慰的一件事，以至于性别歧视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但是现在，希拉里再赢得两场竞赛就能走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位，权衡性别已经成为美国核心课程的一部分。

确实，女性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一个科学和数学技能如此重要的年代――还有一些人提出质疑，“第二性”是否以同样的尺度主宰着他们――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享有盛誉的西门子(Siemens)美国高中生数学、科学和技术竞赛中，女孩子们一举夺得了胜利。而且，对于居住在美国大城市、年龄不满30岁的女性，臭名昭著的性别工资差异似乎出现了逆转。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去年夏季报道，在纽约、达拉斯、芝加哥、波士顿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年龄在21岁至30岁的女性的工资水平超过了同龄男性。

但是在华尔街，你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现，美国最强大公司的管理者仍然大多是男性。高管研究公司Bridge Partners今年1月的调查发现，在硅谷最大的25家科技公司中，只有14.5%的管理人士是女性。在《财富》(Fortune)最大的25家公司中，这个比例下降至11%。

我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个人观点是，一份工作的价值越高(以资本主义最明显的尺度――金钱――衡量)，做这份工作的女性就越少。《Portfolio》的创刊号就提供了一个明证。这本杂志在观察2006年所公布交易量排在前10位的大型私人股本集团时发现，在这些集团的交易负责人中，一共只有4位合伙人级别的美籍女性。

我也坚定地相信，实现真正改变的最佳方式是由姐妹们自己来推动改变。这就是我对《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月公布的研究成果颇感欣慰的原因。这份研究显示，如果跳槽到新的公司，女性分析师比男性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对于鲍瑞斯•葛罗伊斯堡(Boris Groysberg)教授的研究成果，我最喜欢的一点是：这是一个意外结果。葛罗伊斯堡的分析以过去的研究为基础，它们警告经理人称，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掘明星雇员通常不会奏效。但是葛罗伊斯堡在梳理数据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意外：女性。引人注目的是，葛罗伊斯堡把这种性别差异归因于明星女性分析师在性别歧视环境下为求生存而被迫发展起来的战略和技能：可以称之为利用逆境，或是“找到柠檬，把它做成柠檬水”。

面对华尔街“不那么诚心诚意的接纳”，成功的女性分析师“通过可带走的与客户的外部关系建立了自己的领地”，而不是男性关注的内部闲聊。这让她们更容易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

Oppenheimer & Co World Markets分析师梅瑞迪丝•惠特妮(Meredith Whitney)关于花旗集团(Citigroup)的严厉报告或许是该公司的一个转折点。她赞同这种观点：“可以肯定的是，你要把目光放到外部――客户总是会积极响应”。与我从销售和贸易等其他可衡量领域的成功女性那里听到的观点类似，她认为当一名分析师“可以很好地展示实力……因此对女性而言，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你可以很好地避开内部政治。”

葛罗伊斯堡的研究让我想起了其他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它们的局外人地位促使它们努力增强某些技能。例如，最近的研究显示，很多企业家和小企业主都是有朗读困难的人。上世纪90年代，我报道了俄罗斯寡头的崛起。他们中有几个人就告诉我，作为犹太人――并因此在苏维埃时代受到国家歧视，这意味着他们不大愿意坚持旧有体制，从而更容易抓住新时代的机遇。

在文章最后，葛罗伊斯堡就男性以及那些作出聘用决定的人如何向女性明星学习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提到了重要的一点。随着经济全面走向全球化，改变成为经济生活的日常事务，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少数团体为谋生而发展出来的一些适应性和战略性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