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把自己构思成理想的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自我美化、自我圣化，显然可以用来抵消其不美的真实形象。但是，一旦把自己拾得过高以后，便不能容忍真实的自我，甚至还会引起恼怒和自我鄙视，并且因为自己达不到那种要求而会烦躁不安。于是，他们动摇于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想象中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使他们左右为难。并且这种矛盾和冲突削弱了他的能力，使之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人们是否还记得，数年前的某个联欢会上，一位杰出的战斗英雄的一曲声情并茂的演唱，使这位演唱者的歌声一夜之间风靡了全国。

但时隔不久，某报刊出了一篇有损英雄名声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的心理一时难以承受，如此杰出的偶像，怎么可以因为出场演出而索取高价呢?偶像本人，也因为这种不符实情的“诬陷”，对媒体与作者提出了诉讼。

一场“名人官司”随即拉开了序幕。一时间，舆论界、老百姓都卷入了这场空前的大讨论中。有人以为，出场演出索价太掉价，这不符合偶像本色；也有人说，偶像也是人，是人都有利益追求，只要这钱要得合理。

从那以后，“偶像、名人、伟人也都是人，而非圣贤，并不排斥个人利益”的观念，一下子被众多人所接受。从此，对偶像的盲目崇拜热降温了。下面谈的就是这场诉讼官司的主角之一，某报记者。

“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他念叨着尼采的语言，怀揣着“天才”的幻想。他从小就具有逆反的性格，他从来就对自己怀着莫大的期望。躁动不安的心情使他血流加速，感觉敏锐。他总是在窥视，哪里有一鸣惊人的机会。他信奉，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震撼一时。他不能想象自己是平庸的。他坚定地相信：“中国现代如果有一个思想家，那就必定是我，这毫无疑问。”

他就是向“英雄偶像”挑战的那位记者，那个自命不凡、自我圣化的先生。偶像还原了。一贯被冠之以“缈小”的个人自我意识，开始在芸芸众生的心中闪现。然而，撼动偶像的真正的“英雄”，自己却倒下了。因为这过于强烈的刺激，几乎使他的意志崩溃。

撇开这场官司不论，只来说说这位先生的心理状况。提到官司，是因为这与分析他的心理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他相识已有很长时间了。他是记者，我是作者，相互之间因有稿约往来，彼此交往更是不能免的。但是，从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有着心理偏差的。他的举止神情、言语谈论都有些不合常情。他总是焦躁不安，坐下来就摇椅子，站着的时候就抖个不停。他常常大声说话，大声地、连续地干笑。他以为自己言谈风趣，别人却觉得很是乏味。

生活上他没有规律，吃饭早一顿晚一顿，有一餐没一餐。出门衣冠不整，做事丢三落四。与他熟悉了，有时与他打趣，让他注意仪表，端正举止，他却把一只又脏又臭的脚放在拉开了的抽屉里，拿出一本英语书，不停地翻来翻去：“你知道什么啊，很多大人物都是有怪僻的，生活上不拘小节、放浪形骸。这本英语书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我只是小巫见大巫呢。”

他以伟人为楷模、为蓝本，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伟人’’境界中。伟人的精神内涵领会不透，便只有以怪异来模仿伟人之“僻”。

他本是个很普通的记者，一场官司使他名声鹊起。真如他所愿，未能名垂青史，却足以醒人耳目。特别是朋友们与之开玩笑说：“我敢打赌，百年以后，保证会有演员来扮你的角色，你的这场官司，肯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时候，他的感觉便特别的好。

渐渐地，他习惯性地以此为荣。初到一地，与人初谈，他必谈官司，诉说他如何顶住了各类新闻媒体犹如千军万马的攻势，虽然官司败诉，却是虽败犹荣。他成了祥林嫂，絮絮叨叨地诉说着阿毛是怎样被狼叼走的。他期期艾艾，等待着成功的一天。他把自己的履历、发表的文章索引，都打印成册，在外四处散发。他希望在哪一天，千里马遇见伯乐，给予他出人头地的机会他认为自己是思想家，思想家是超时代的，理当落魄潦倒。他怀着悲壮的心情把自己圣化：天降大任于我，我不入地狱，谁入!

因为害怕遭到失败，那些自我圣化的人们便表现出了对成功的恐惧。也许他们本能地觉得，自命不凡只是他们的一种强迫性的自我满足的需要，而真正的成功却非一厢情愿就能得到。

正是这种一方面渴求成功、一方面又逃避成功的矛盾心理，使他们成了只会幻想不会行动的“超人”。

成功看似一蹴而就，其实，除了机遇，主要还是功力的积累，故并非易事。他却因这场失败的官司的打击而心力交瘁，再无能为力去攫取成功的桂冠。他已经觉得成功离他太远，于是，他划地为牢，躲在自己的安全区，与人们保持距离，以逃避竞争。

他上下班经常更换路线，说是一条路走久了让人腻味，心里堵得慌。他交女友几乎没有一个是约会了3次以上的，只要稍微接近一些，不是她们受不了他的怪异，就是他受不了她们的“俗气”。他自以为是一个“超人”。

周围人们的喜怒哀乐他一概视而不见，不参与，不介人，“洁身自好”。他曾多次说过，他像隔着玻璃窗看世界，恍恍惚惚，模模糊糊，总是生活在虚空中，轻飘飘地不着边际。虽然很无聊，他却无法集中思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他曾经列了好多计划，研究什么，收集什么，写作什么，最终却总是付诸东流，不能实现。

他的这种感觉，类似“人格解体神经症”的症状。有位病人曾把自己的病说成是“无我感”，这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表达。所谓人格解体，指病人感到周围的世界似乎是陌生的、疏远的，总之不真实了，像图片一样，没有立体感和生气，或者像梦境一样，或者像蒙上了一层雾一样。但是，患者对知觉反映客观存在的确定性并未动摇，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异常体验是主观的，知道并相信知觉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并不随他们的异常体验而有所改变，因此，他们用“好像”、“似乎”一类词语来描述自己的体验。

再说这位记者，他紧张、不安、焦虑，对人们怀有偏见，因而带有敌意，也绝不让人们介入到他的生活中。

他渴望成功的愿望被他脆弱的意志挫败。由于内心的冲突与矛盾无法调和，他采取了回避人的方式保护自己。这是一种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行为。

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与自己的人偶尔都有一人独处的要求。渴望一种富有意义的孤独，绝不是神经症的表现。相反，多数神经症患者不敢深人到自己心灵的内部，从而失去了享有建设性孤独的能力。只有当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而孤独主要是为了回避这种紧张时，想独处的愿望才是神经症的表现。

他不会对一般人和事表示兴趣与亲近，他在心里是鄙视他人的，总认为一般人都是无价值的。而这一种想法，更加固化了他自己是个“超人”、“思想家”的想法。

神经症患者往往是自尊心特别强烈的人。如果发现别人并没有特别地看待他们，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觉得自己的“独特”被剥夺了。要他们与现存的社会行为准则或传统价值观保持一致，是他们难以忍受的。在这里，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独立本身看成了目的，而忘记了一个事实：独立的价值最终有赖于能够帮助人做些什么。他们的独立，其实不是为“立”，而是为离群。这种离群的动机是消极的，带着逃避性质的。

在任何情况下，绝对的“我行我素”都是不现实的，人需要受一定的制约。“我行我素”其实是一种失败主义，是对现实、对发展、对成功的一种逃避。

透过这位记者的行为，我们窥见了他的渴求成功与逃避竟争的冲突心理。并且，我们还了解了他企图通过“自我圣化”的方法，来缓解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那么形成他的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官司败诉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其实这并非是实质性的问题，而仅仅是个诱因。为什么官司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的人格及心理平衡只因为一件事而被打破?这和他的生长环境与生存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杂志社当编辑。几个人编一本薄薄的杂志，一年只有4期，工作量实在太少。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他却因没有合适的人生舞台而无所事事。在胡思乱想之中，任充沛的精力日渐消蚀，而空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自诩是一个“思想家”，但是却并无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无天才式的智慧，有的只是一闪一现的灵感，既无法脱颖而出，更不能成就大业。看着他人商海热闹，他却如雾里看花，不关痛痒，也不屑一顾。他既不愿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更不想有违“思想家”的使命。世事、人情、学海、商道、政界，他又略知几何?没有生活，也就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就迷失了方向。一旦遇变，随风飘摇，心中空虚。所以他一旦有难便如此怪异。他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的脆弱与苍白。

后来，他因不堪忍受上司的排挤，横下一条心，别离了安定的工作，外出去闯世界。其实，他真正无法忍受的，却是他的“平庸”现状，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的焦虑。

他去谋职，曾历经了请多的坎坷与磨难。人们见了他的面，看见他苍白紧张的神情，也就爱莫能助了。高不成低不就，他闲逛了好长一阵子，直到生计成了问题，他就把家中的书拿到街上去摆地摊。这下真的脱下了长衫。幻想逐渐消失了，他也逐渐认识了自己。有什么好矫饰的，就因为多读了几年的书?

有一次接到他的电话，他悄声地说：“我在某夜总会当公关，乘着经理不在，抽空给你通话……”我很为他高兴。他现在终于介入了生活。原来的桀骜不驯、我行我素、自高自大的态度，已经随着生存竞争的洗礼而有所改变。这是生活教会了他，他开始走出心灵的困境。他终于接受了自己的普通与平凡，不再掩耳盗铃。

通过分析这位记者的心理状态，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背景与个人成长背景。如果我们未能了解某一特殊文化环境对个人发生的种种影响，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正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不断被刺激的享受需要与实际上并不能得到满足的矛盾，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其实际受到的限制的矛盾，使个人在多元的价值与道德标准面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那些心理缺陷者便不得不以不真实的追求与幻想来代替真实的自我失利，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与“自慰’，这便是产生神经症的前提与基础。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许对我们每一个人自觉调整不良心态、维护心理健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